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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娱乐黄正夏:汽车意见领袖二汽教父

发布时间:2018-11-30 01:08

  “湖北没有黄老,就没有今天的东风。”采访黄正夏时,恰好碰到了为纪念东风四十周年而前来拜访黄老(熟悉的人对黄正夏的尊称)的《湖北汽车》主编刘丽君,她如是对《鄂商》记者说。

  黄正夏今年88岁高龄,当问到《鄂商》记者的年龄时,他对记者笑称:你就是把年龄反过来也没我大,但这些并不妨碍受访的思路。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从“老二汽”讲到现在燃料电池汽车一气呵成,由此依稀可以看到他当年叱诧风云、挽救二汽于“停缓建”危难之中的神情风貌。

  黄正夏是湖北襄樊人,1921年5月出生在襄阳县城。提起“老二汽(现东风公司)”,黄老感慨万千,向《鄂商》记者讲述了二汽几经周转“三上两下”的过程。

  “三下两上”是指二汽三次上马、二次下马的具体情况。据他回忆:“二汽第一次上马是在1953年,当时一汽刚刚设计完成,准备开工,毛主席提出:中国那么大,一个汽车厂不行,要建设第二汽车厂,二汽的建设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当时初定二汽年产车10万辆,1957年正式下马。那时黄正夏任二汽筹委会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学习,他被派到华中工学院、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学习了两年半。第二次上马是在1958年,中央又提二汽上马,到1960年又因种种原因下马。1964年,再次在毛主席提出“三线年筹建上马。由于几次变更,二汽选址也一变再变,直到1968年,周总理正式决定将二汽定址湖北十堰,1969年9月,二汽才在十堰大规模施工、建设。

  得知二汽正式上马后,黄正夏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鄂西北一带是黄老的故乡,那里有他童年的足迹和儿时的梦想。在自己的家乡建中国第二汽车厂,黄老当仁不让。随后,黄老立即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二汽工作。就这样,1973年冬季,黄正夏出任中共二汽党委书记、二汽革委会副主任,协助饶斌同志(二汽一任厂长,也是创办一汽的元老)工作。

  1977年,饶斌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黄正夏开始全面负责十堰市和二汽的工作。1978年后正式担任中共十堰市委、市长,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厂长,挑起了领导建设二汽的担子。

  可当时的二汽是怎么样的状况:1975年虽然建成了第一个车型2。5吨越野车,由于和平时期军车订货很少,基建任务又很重,1976年仍吃国家亏损补贴5千万元,1977年又亏损补贴3千7百万元,开发了多年的5吨民用车虽然经过5轮试验,仍然存在64项质量问题,不合格的零部件也不少。国家先后投入17。6个亿,却始终没看到收回投入的迹象。1978年,黄老主抓后,定下的首要任务便是力争当年带领二汽扭亏为盈,实际上1978年国家核定二汽计划亏损为3千2百万元。

  黄正夏当时算了一笔帐:国家1978年全年给二汽下达的生产计划只有2千辆,单车成本大约2。7万元,这样无论如何都要亏损3千到5千万元。可如果超产2千辆车,单车成本可下降到2。3万元以下;如果超产3千辆,就能实现扭亏为盈。

  话虽这样说,可具体操作起来谈何容易。谈起当年的这段往事,黄正夏神色严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先是产品质量问题、再是生产能力问题都有待解决。建厂初期,在根本不具备出车条件的情况下,极左路线强行要求二汽出“政治车”,这种强凑硬拼的汽车,严重损坏了二汽产品的声誉。人们当时给二汽汽车编了个顺口溜:“看起来龇牙咧嘴,跑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说得当时的二汽人头都抬不起来。

  他甚至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在“湖北省工业大会”上的情景:大会虽说开得很隆重,可自己带去的队伍是“哑巴进庙堂,只磕头,不说话。”说什么呢?当年全省全部计划亏损7千8百万元,二汽就占去3千2百万元。谁曾料到,当天晚上,省委书记秘书给黄正夏送来一张条子,指定要他发言,说哪怕表个态也好,或是一句线百万元”都行。黄正夏当时想,省领导分明是在将我的军呀,于是和随行同志商量,与其哭穷叫苦,不如把二汽“扭亏为盈”的想法说出来,也好请省委、省政府支持超产,并帮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第二天会议结束前,他硬着头皮上台发了言,保证亏损不超计划,力争全部扭亏为盈。主要措施是生产5千辆汽车,比国家计划超产3千辆,不过,请求省委、省政府能提供两个条件:一是保证电力,二是支持超产所需原材料。

  黄正夏的发言博得了阵阵掌声。散会后,主管生产的副省长向他道喜说:“从没听过二汽人有如此豪言壮语,我的手都拍肿了,最后,还开玩笑跟黄正夏打赌说:“你要是真能扭亏为盈,我挖只眼睛给你……”

  跟省里立了军令状,黄正夏感到压力更大了。由于饶斌等人在1975年、1977年分别建成两吨半越野车和五吨民用载重车的生产,眼下若再建成五吨民用车生产,当年的计划就能扭亏增盈。

  当时民用五吨车已经过五轮试制试验,大的质量问题基本解决。剩下的如镶气缸套、翻边轴瓦等64项大小不等的质量问题,都已提出了改进方案但要不要经过试用再考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搞第六轮试验,至少要半年到三个季度,1978年就难投入生产;如果不试验直接投产,就要冒一定风险。黄老为此寝食难安,干脆天天泡在车间、现场找大家出主意。最后根据总师室、产品处、工艺处和总工程师建议,决定边改边装车。

  事实证明,黄老的背水一战是对的,在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进展非常顺利。4月份已装车20辆,5月初经过试验,只剩12项质量问题了。技术人员表态,力争在7月1日前把这些问题解决。

  五吨民用车原定于1978年7月1日正式投产,但6月下旬接到汽车总局通知,要派一个小组检查二汽的质量情况,这样投产又推迟了半个月。时间不等人哪!一年都过去一大半了,为了赶生产能力,黄正夏没日没夜的泡在车间,终于全厂500多条生产线月前投产时已打通五吨民用车专用生产线万辆车的生产能力,能确保下半年生产5千辆汽车。

  从9月开始,大家别提多忙了,大家把多年的艰辛和酸甜苦辣都酿成了今天扭亏为盈的希望。勤劳的耕耘必定带来收获,结果是振奋人心的,1978年二汽完成国家汽车生产计划2千辆,超产3120辆。不仅全部扭亏,还净上交国家130多万的利润。

  然而,二汽的建设一直是起起落落、坎坎坷坷,谁也没有想到,胜利和喜悦背后,接踵而来的却是另一个困境。

  1979年春节后,由于受“”之后的影响,当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许多大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开始停、缓建,黄正夏从省委的领导那里得知,二汽也在缓建之列。可此时他哪能再让二汽缓建。

  为了使二汽走出缓建之列,他冥思苦想,到处找人献计献策,先是给中央打报告,要求不上交利润,二汽自滚雪球,自己管自己,结果一上报就被否定了。最后,黄正夏和班子成员又提出另一方案:利润对半分成,不够的部份由二汽自己贷款。并把二汽职工当时情绪高涨的工作情况也写进了报告。然后由黄正夏亲自送去北京,财政部看到报告后,说这个方案倒是可以考虑,但要请示副总理。黄正夏听后十分兴奋,并给李副总理写了一封信,期盼着能有一个好消息。

  十几天后,不料李副总理批示:“黄正夏:你鼓舞个屁!现在国家财政这么困难,决不许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他的心凉透了,看来二汽又得惨淡经营了。

  1980年元月,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的文件下发到二汽,通知二汽缓建。看到这通知,黄正夏心里非常难受。难道二汽就这样停下来?这可是国家十几亿的资产,二汽创业者奋斗了十几年的心血啊!他急得去找饶斌副部长,得到的答复是:当时李副总理正在火头上,等等再说。可黄正夏清楚,二汽哪里能等呀,二汽若缓建,银行不给贷款、物资部门不给材料、工人没活干、停工停产设备也保不住。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黄正夏以前在李副总理部下工作过,他仔细分析李副总理是个思想坦诚的军事指挥家,对有道理的事,他是支持的。想到此,他又看到了希望,再次起草第三份报告:“把国家留在二汽拿不走的钱捆起来使用,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继续建设二汽。并提出,我不要钱,只要政策,还可以造30多万辆汽车。”

  黄正夏和总会计仔细算了笔帐,每年国家投入到二汽拿不走的钱有三笔:一是折旧费,二是利润,三是设备维修费。如果从折旧费中拿出60%、从利润中拿出50%,从设备维修中拿出40%,那么1980年到1985年6年的时间加起来就有4。5亿元。为了稳妥起见,他在只在报告中报了3。3亿元。

  在报告送出的过程中,黄正夏等二汽领导分别约请了国务院各部委主管领导一起听取了意见。国家计委主任听完汇报,感觉很好,很支持二汽的构想,并说想推广二汽的做法,遂决定由计委牵头起草报告,会同有关部委上报国务院。为了统一意见,计委又召集中央其它六部委的主管领导开了一次碰头会,结果会议不到半小时就完了,大家一致支持并同意二汽的做法。这样就只剩下各部委正式会签文件了。为了抓时间,黄正夏自告奋勇,当起了国家计委的通讯员,亲自把报告送到各部主管负责同志那里会签。文件会签下来,平时即便有人专门督促,五六个部门会签的文件最少也得三个月,可他亲自奔波之后,只用了两个小时。

  报告经国家六部委审批后,报送国务院,副总理立即召开副总理办公会议,讨论一致通过。并且大家还说:“假如企业都像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1980年3月,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批复了二汽的报告,同意二汽续建。听到这个消息,二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678娱乐黄正夏更是信心倍增,决心带领大家大干特干。

  一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战役打响了。通过6年的努力,建成了国家批准的年产量10万的生产能力,上交利润8。4亿元,上交税收4。2亿元,生产汽车35万辆建宿舍面积60万平方米,建成了10万千瓦自备发电厂,及当时东亚第一的汽车道路试验场。

  1986年5月,已经65岁高龄过了退休年纪的黄正夏,离开二汽被调任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并连任两届人大主任于1993年,72岁时方退出,然而,退休后的他仍然心系汽车。又担任国家电动汽车研究方面的顾问,全力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方面的研究。

  采访中,黄老告诉《鄂商》记者:“20世纪,石油对促进世界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暴露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国防安全等问题。可到目前为止,我国探明的石油资源仍较贫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2。5%左右,1993年即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如何减少石油用量,采用替代能源,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而在内燃汽车方面,我国与国际的差距,有近20年,但电动汽车的差距,则不过四至五年,在某些方面我国还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我国电动汽车研究跟国际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所以当前,为了加速接近和赶上国际汽车先进水平,我们必须两手抓:一手仍要大抓内燃汽车,一手则要狠抓电动汽车。抓内燃汽车,是为了加强与国际合作,更快获得一般的先进技术,提高质量及管理能力,再移植到电动汽车上。”

  据黄老统计的资料:电动汽车可分为纯电动车、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类。目前超巨型跨国汽车集团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推行内燃汽车,一方面去投入上百亿美元资金搞电动汽车的开发。黄老面对这种情况,又像当初指挥老二汽一样,开始为电动汽车的发展劳心费神。

  通过这些年的研究,黄正夏认为中国可以走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之路。并着重推荐“质子交换膜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开发。因为中国不用受国际大型石油财团垄断市场的限制。黄老说庆幸的是湖北武汉理工大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绩。试制出的50KW氢能源电池样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特种核心技术方面较以前都有重大突破。

  如今,黄正夏行动已经不太方便。可这么多年,在他的四处呼吁和奔走下,东风电动汽车研发中心,早已矗立在武汉汉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研制的电动汽车也已投入城市交通运输;纯电动车也早已成为武汉一此旅游景点、城市花园小区必备的短途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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